郑必坚先生最近说，以新媒体、自媒体、网络语和表情包等来表意的“网络文”，其流行度和影响力对网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影响堪比中国100年前的“白话文”运动。
100年前的1917年1月1日恰是“中国文学革命的第一声进军号角”（周策纵语）吹响之日，作为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先驱，胡适在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杂志2卷5号上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成为“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次宣言书”，接着，陈独秀在2月1日的下一期刊出其《文学革命论》进行声援，成为全国讨论的热门。
1916年底，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写就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他在1915年9月的一首长诗中已第一次提出“文学革命”，因受在美留学生朋友的反对，“胆子变小了，态度变谦虚了”，“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”，全篇不提“文学革命”的旗帜，而用上“改良”的字眼。他在文中写到，我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，须从八事入手。哪八事？一曰，须言之有物。二曰，不摹仿古人。三曰，须讲求文法。四曰，不作无病呻吟。五曰，务去滥调套语。六曰，不用典。七曰，不讲对仗。八曰，不避俗字俗语。
胡适称“须言之有物”：我们国家近世文学的大病，在于“言之无物”。胡适所说的“物”，非古人所谓“文以载道”之说。他所说的“物”，第一是情感。“情感者，文学之灵魂。文学而无情感，如人之无魂，木偶而已，行尸走肉而已”。
第二是思想。胡适所说的“思想”，兼“见地、识力、理想三者”。思想对于文学，如同脑筋在于人身。人不能思想，虽则面目姣好，虽能笑啼感觉，有何可取的？文学也是如此。
胡适说，文学没有情感和思想，便如无灵魂无脑筋的美人。“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，既无高远之思想，又无真挚之情感，文学之衰微，此其大因矣。”欲救此弊，情与思二者而已。
“不摹仿古人”。胡适提出，文学当随时代而变迁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，这是文明进化的公理。今天的中国，当造今天的文学。“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，故能成真正文学。”
“务去滥调套语”。胡适所说，别无他法，“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，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。”只求不失真，“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，即是工夫。”
“不避俗语俗字”。胡适说，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，则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，又为将来文学必用的利器……我主张今日作文作诗，宜采用俗语俗字。“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，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”。
胡适一文几乎囊括改革旧文字形式的所有方面，看似温和，实则在国内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冲击。一年后，胡适再作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，提出建设新文学的意见，经从美国归国后在各处演讲，继上述的“八不主义”后，胡适总括了四条：一，要有话说，方才说话。二，有什么话，说什么话；话怎么说，就怎么说。三，要说我自己的话，别说别人的话。四，是什么时代的人，说什么时代的话。他表示：“中国若想有活文学，必须用白话，必须用国语，必须作国语的文学。”只有用白话所写的文学才是最好的文学和活文学。他提出“国语的文学，文学的国语”口号，赢得新青年的热烈响应。
台湾作家李敖把胡适称为“播种者”，他说：“乍看起来，文学革命好像只是一种形式的改革，一种文字体裁的解放，其实形式和体裁对内容有重大的影响，形式和体裁的束缚会斫丧精神的自由，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。所以文学革命既然被肯定，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会跟着到来。”
如果说“网络文”堪比100年前的“白话文”，网络时代的新青年应该学习文学革命“播种者”的批判精神、创新意识，赓续白话文的创造，也须言之有物，讲求情与思，我手写我心，一个时代当有一个时代的文学，我们应该留下当下的精彩。（尘之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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